我国的刑事司法在结果归属的判断上，不仅缺乏具体规则和禁止溯及的观念，而且将处于源头的行为都当作危害最严重行为予以对待。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良知正义论还要进一步的发展。当然了，良知正义论的建构在良知方面——我看张建教授做点评时也提到的，良知正义论的领域比较暗淡，缺一块论证或者进一步的说明，还需要理论的建构。
我说的朱祖飞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这么来表达看合不合适啊？我说的朱祖飞问题是一个好的法律判决应该是怎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所以一个哲学家肯定要不局限于阶段性的划分，他要通贯时代，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俞荣根教授他是一个伪装成法学家的哲学家。因为你不能问法律本体是什么，法律本体只能是一个预设，就像我们的自由一样，你怎么能认识自由呢？所以由之延伸出来的法律、道德等等，这些都是本体的领域，是我们不能完全认识的。祖飞律师啊，我这样说不知道合不合适，等一会儿我们还可以再交流。可以说休谟是法律价值客观说的第一个爆破手。
所以我认为，在当下很多中国学者还在大力倡导所谓的法教义学，还在论说要严格按照法律（法条）办事等等这一背景之下，祖飞律师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一个论题，就是他认为法典只是辅助性的。前记 朱祖飞大律师去年五月间终于出版了他经年苦心思考的《心学正义》一书。微软小冰出版了《阳光失了玻璃窗》诗集，使得一直被视为人类智慧结晶的文艺创作领域，也开始有了机器人的参与。
社会活动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引发了作为风险承担者和利益享有者的法律关系主体是否也应当多元化的争端。然而，就今日的研究现状而言，在论及最新的技术成果对于现有的法律关系的冲击时，很多学者往往着眼于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不是去深究背后的法律原理。根据人性的和社会政策的立场，此点具有决定性意义，即权利能力不与其他任何东西相关而仅与纯粹的人的存在（blosse Menschsein）相关，这一点是基于生命的本质源于人自身。未来法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为未来世界的新型法律现象。
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传统的婚姻关系、继承关系应当如何处理，势必将成为十分棘手的难题。这就要求未来法学的研究必须关注这些不同领域的发展态势。
这种风险甚至超出了时空的限制：风险和危害并不仅限于事件的发生地，跨越国界乃至遍布全球是经常的事情。在科技研发或者应用过程中，会自主地形成一定的规则，如果完全以监管的态度进行法律规整，将忽视这些可能具有现实合理性的规则体系，进而忽视其对于实现风险防控和利益分配所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对于社会的发展而言，作为人类智慧物质表现的技术进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总之，最新的科学技术在增强人类能力的同时，也为人类生活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提供应对未来社会关系变革的体系性的解决方案。法律规整的方式是通过权利（力）或者义务的配置，引导规范接受者从事一定的行为或者不从事一定的行为。原理部分属于根本的价值取向或者制度的价值基础，技术部分则只不过是实现原理的手段。被电子化的信息可以虚拟地存在于任何地方，而且有关当事人借助互联网也可以虚拟地存在于网络空间的任何场所。
诚如有观点所指出的那样，诸如生殖细胞等基因编辑技术的价格十分昂贵，并非任何人都有能力负担，因此，这些技术的运用容易引起社会的不公。又如，2017年11月17日，Canavero宣布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已经在一具遗体上成功实施。
因此，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主动予以回应。这是因为，在科技迅猛发展、人类基因都可以被按照需求进行编辑的当今社会，新型的社会关系迟早会引起法律关系的变革。
尽管对诸如冷冻精子惹起的法律争议，我国司法裁判做出了相应的处理，但是对于未来社会关系可能引发的法律变革，我们不可能单纯依赖司法加以调整。尽管生物科技本身的目的是服务于作为群体的人类，但其不可能脱离具体的个人来实现该目的。如果详细考察今日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势，并预测其在未来世界可能产生的蝴蝶效应，我们就会发现，对于未来法学的研究，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局面，未来法学研究必须提供各种可能的法律对策选择，这些可供选择的各种对策应当能够展示出各种价值利益的冲突及其后果，以尽可能地帮助规则制定者在立法时作出合理的抉择，从而有效地规制未来社会中的新型法律关系。因此，未来法学更肩负着实现建构平等自由的未来社会关系的重任。甚至在一些颇具伦理色彩的生活领域，也不乏人工智能的身影。
无论未来怎么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必然是在一个限定了生活财富储量的世界中的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规则，也就是物在人们之间分配的规则。又如，在大规模地采用人工智能代替自然人工作的同时，必须考虑到，这虽然在短期有利于提升生产效率，但从长远来看，大量的失业人口反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购买力的提升，由此导致经济活动无法保持良性循环，这必然会影响人类的繁衍生息。
例如，在无人驾驶技术应用中，如果不承认无人驾驶汽车是法律关系的主体，那么风险只能由产品研发者、驾驶人或者制造人负担，在以上主体并无过错时，只能认为损害属于应当由被害人自己承担的不幸后果。（二）社会关系的变更使既有的法律、法学理论面临严重冲击 从历史上看，划时代的伟大发明都曾引发法律世界的革命，最新的科技成果促成的社会关系变革，正冲击着基于传统社会关系发展出来的法律秩序和法学理论体系。
具体表现为： 首先，随着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先进技术的日益发展与完善，形成社会关系的主体正逐渐多元化。即便不会使人类灭绝，人类也绝难接受与机器人共同治理社会、分享资源的局面。
尽管我们希望在未来社会当中，人是机器的尺度，然而，当人类为了增强自身能力而不断改造自己的身体，最终以生化电子人赛博格之类的形态出现时，普通人类又当如何自处呢？尽管我们可以在法律意义上仍将其视为人，但面对这种业已机械化或者通过生化改造的人，或许我们现在就需要反思的是，超越了生死限制的人，其存在的全部意义和价值是否由此消弭殆尽？毕竟，正是由于生命的短暂，人类才会赞叹其伟大，才会认为其美好，才会有道德的产生与正义的诉求，才会有法律的生长空间，并使稳定可期的社会秩序成为可能。科技就是一个受制于价值判断的评价问题。智能机器人的法律地位也同样涉及该问题，有观点认为，历史地看，法律可以赋予公司等法人地位，甚至承认非法人组织（比如合伙）也可以享有一定的法律地位，在未来时机成熟时赋予智能机器人法律地位，也未尝不可。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使无人工厂、无人超市逐渐普及，人工智能将取代人类从事生产、交易等一般的经济活动。
前述冷冻人的案件即为示例。相处久了，科普不自觉地把它当作了自己的真丈夫。
暂且抛开基因编辑等严重冲击人类伦理道德的现代技术不谈，即使对于如何监管与伦理道德关联较弱的互联网+时代的社会风险，在学界就存在着技术中心主义代码中心主义以及以人为中心等不同的监管策略之争。因为众多科幻电影、未来学家早已警告人们：人工智能若不受控制地发展下去，将会灭绝人类。
但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这种观点忽视了新兴技术带来的未来社会变革，很可能已经超出了个人、群体以及国家层面，而是涉及人类的存在自身。此时，应当如何定位人工智能的法律性质？例如，人工智能程序深度学习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信息、作品等，可能涉嫌非法复制他人作品，从而构成对他人著作权的侵害，而如果进行所谓的创作活动，是否可能涉嫌剽窃。
其父为她制造了一个外貌、身材，甚至声音都与斯图尔特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在此过程中，虽然人工智能等替代的仅仅只是人类的重复劳动，而绝非人类本身，但是，我们并不确定，所以我们无法知道我们将无限地得到人工智能的帮助，还是被藐视并被边缘化，或者很可能被它毁灭。正是由于未来法学呈现出面向未来的特征，它所关注的对象也必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独特性。守成多于创造是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且明显流露出以既有知识成果解决新型法律现象的倾向。
对于换头术而言，也同样会面临以下难题：在法律上，换头之后的人的人格与换头之前的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不具有同一性的话，以前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必然都需终结。在这一古老而恒久的话题面前，未来法学研究所面临的困难，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应当根据科技成果可能引发的风险程度，设定对未来社会关系的规整强度。该过程即为对各种利益的衡平。
对此，在国家、利益团体与私人之间的关系层面，掌握优势资源的国家或者利益团体，很可能借此影响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通过信息操纵，影响私人的政治取向和立场，实现不正当的政治目的。例如，对于只保留人的意识的人机结合技术，就应当被明令禁止。